烹茶道文化 煮酒探西游

明代吴承恩所创作的《西游记》，并不是将历代的玄奘西游取经故事作简单的归纳整理，而是进行了伟大的艺术再创造，不仅在文体上有大的改变，而在情节内容、人物形象、主题命意、艺术格调等方面，都有新的飞跃。首先，吴承恩的《西游记》将西行取经故事的主角进行了转换，进一步突出了孙悟空的形象，实现了从重历史故事、以玄奘为主角，到虚化历史、重神话传说、以描写神话英雄孙悟空为重心的历史性转变，从而奠定了使《西游记》成为文学名著的坚实基础。

《西游记》以游戏之笔大书孙悟空在三界腾挪跳跃、优游奔走的潇洒，同时又深怀对民族文化发展前景的无限忧虑:儒道释三教合一似乎是的出路，但均已垂垂老矣;大力张扬人的个性，又担心开了枷的人欲会膨胀至无限;在内部已趋腐朽的时候，欲向外寻求新鲜血液，可这得来也并易事。

齐鲁书社《西游记》宣扬儒道释三教合一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取经故事的主角孙悟空正是这一主题的代言人，作者想要通过这一角色的塑造来展示自己的文化选择趋向。

那么只有作者花了Zui多笔墨渲染的佛界可做人们思想的Zui终归宿了。事实却并不如此。佛家以“劝化众生”为己任，能以无边法力制胜一切妖魔，使其野性变成佛性，Zui后服膺于佛的摩下。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佛界并非什么理想胜地。　鲁迅说，中国根抵全在道教。到了吴承恩作《西游记》的年代，道教已经只落得以粗鄙的方术巫仪见长了。

整个取经故事，正是表达了向外寻求新鲜思想和重建社会秩序的理想，可惜又无甚把握。齐鲁书社《西游记》中借如来之口，说着唐时故事，影射的却是明时光景:“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欺多诈;不遵佛教，不向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生，”

综观这洋洋一百回的巨制，其间充斥的虽是神怪，但所说无一不是人间事实，体现了作者对当时文化发展的困惑和反思，而这种困惑与反思是当时的一大社会潮流。明中后叶思想启蒙的大潮原是有指望引领中国文化走向另一个高潮的，无奈历史与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将探索新发展的进程搁浅了二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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